It's the anniversary of my speech given at the Symposium for 2018 Cheng Long Wetland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rt Project: What a Difference 9 Years Makes.
In the following is the script of my speech.
The subject is:
To Artists who expect art to hav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he script is in Chinese. It's a bit long since it is a 80 minutes speech. Sorry for English readers. I shall find time to finish the translation.
給未來的環境藝術家(逐字稿)
─ 周靈芝
非常開心能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昨天我們聽了很多從藝術的角度在看成龍濕地或是環境藝術節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可能就是換從另外一個角度，是從環境的角度來看。我也知道今天的時間緊迫，所以會把原來的內容簡化一點，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之後再找時間進行一些交流。
QQ湄給了我這個題目：「給未來的環境藝術家」，本來是希望我談一談關於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不過我想，談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似乎有點太沈重，同時我覺得，身為一個藝術家，她的一個養成背景跟發展路徑，每個人都各自不同，很難給一個標準的答案，其實都是在路途上不斷摸索出來的。所以我想我能夠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一些比較屬於個人經驗的部份。這個經驗的分享比較不會著重在最後作品的完成，而是在於內在過程的演化。我大概把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或說學習的過程，分為三大部份來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部份是：積極的學習
─ 吸取他人的經驗，從中尋找自己的養份。
我先要介紹的第一位，對我來說影響蠻大的一位策展人Mary
Jane
Jacob。她是美國策展人，在美國的公共藝術史上，居非常重要的領導地位，因為她在1991年的時候，開始走出美術館，走到公共區域，然後在一些社區裡面進行藝術計畫，希望能把藝術從美術館內帶到美術館外，跟更多的民眾接觸。她非常重視audience，也就是觀眾互動的部份。她對佛學也有非常多研究，寫了好幾本書，探討佛學、心理和藝術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另外，她對於杜威的教育、哲學以及民主觀點有很多闡釋，最近出了一本書，用杜威的教育和哲學來談藝術這件事。
不過上面所說這些，在我認識她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我跟她見面時其實是一片空白。那是2005年在台南海安路有一個街道美術館，也就是藝術造街的藝術計畫。台南的策展人杜昭賢女士辦了一個國際論壇，邀請了好幾位國際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到台灣來，Mary
Jane Jacob也來了。那個晚上七點鐘，就在街道旁邊舉行論壇，當時我被邀請去協助口譯的部份。大概在傍晚5點多的時候，Mary
Jane
Jacob突然來找我，說要換內容。她原來準備的講稿完全不用了，決定要講一些案例。(當時)其實我還蠻緊張的，可是後來在那天晚上的論壇進展以及我協助口譯的部份結束之後，我在想，可能收獲最大的人是我。因為她談到了(以下)這個案例。
這是她在1991年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的Charleston這個市鎮所策劃的一個展覽，後來出了一本展覽專輯，叫做《Places
with a
past》，就是《擁有過去的地方》。在這個展覽中，她邀請了非常多有名的藝術家，改變在美術館裡做展覽的方式，而是在街道上，或是某個人家的後院裡，做一些藝術的裝置。那個時候，這種做法對當地人來說，是很shock的一件事，非常的不一樣，很新奇的一個經驗。他們也從藝術家的角度，試著重新去看他們的環境。這件事情非常有趣。不過，真正打動我的，是下一件事，也就是十年之後，她又在同一個城鎮，但是比較偏遠的一個社區，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同樣也是邀請藝術家，在那個社區駐地一年，發展一些作品。展覽結束後有一些藝術家離開了，但有3位藝術家留下來，決定要和社區繼續發展一些計畫，加上策展人，一共4位。他們一起和居民開會討論。因為這是個偏遠社區，居民只有600人。居民組成中，大部份為黑奴解放後成為的自由人，以及中產階級小商人的後代。這些人在所謂的社經地位上並不是很高，所以社區一向被外界忽視，甚至覺得是一個沒沒無聞的天涯海角。所以這四位包括藝術家和策展人在和居民討論時，就問說：「社區居民想要什麼？」社區居民回答，想要一個社區活動中心，讓老人、小孩和青少年可以在那裡活動。
但是藝術家和策展人互相討論時，覺得這個社區活動中心可能還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在開會討論當中，他們聽到居民提到了一件令居民憂慮的事，政府要開一條高速公路從社區中間穿過，(把社區)一刀切成兩半。開高速公路這件事對工程師來說可能很簡單，你在辦公室裡，把地圖攤開來，直尺拿來，畫一條直線，公路就開過去了。可是這對這個社區會造成非常大的破壞。原本那裡就有一條小馬路，會有車子經過，如果再改為非常寬的四線道高速公路，對被相隔在路的兩側的人要互相往來就更困難了。社區裡有老人家，有小孩子，可能造成更多交通事故。等於說，一旦高速公路開成，會把社區切分開來，讓他們很難互相往來，也破壞社區的整體性。藝術家們認為，這才是更急迫、更需要解決的事。於是藝術家和策展人與居民一起討論，同時也諮詢各方面的專家，做了一些環境的調查，把所有的結果整理成一份企劃書。政府本來就有一份開高速公路的工程企劃，藝術家們和社區居民決定要提出自己的企劃，於是把所有的討論結果做成一本非常精美的企劃書。在企劃書裡，他們建議，不要把高速公路直接穿過社區，而是繞道過去，保留社區完整性以及社區周邊豐富的生態環境。他們把這份企劃書送進政府部門，告訴公部門說，我們希望的是這個，而不是你們那個。
我記得當時，我在口譯的時候，Mary
Jane舉著那份報告書，鏗鏘有力的說：「什麼是藝術？這就是藝術！這就是作品！」就是在那一刻，這件事情打動了我。我非常的震憾和驚喜，她所做的示範，幫助我去打破藝術的框框。原來，即使是做都市計畫，也可以是藝術，也可以是一件作品。我實在太感動了。這是第一次，在我完全不認識她的狀態下，她給了我影響非常深遠的一個lesson。可能也是因為這樣，促使我後來會朝向社區、公共領域，甚至更大的環境的方向去發展。
接下來我要介紹她提到的第二個案例，也是非常之精采。這是她兩年之後在芝加哥所做的一個計畫《Culture
in
Action》。這個計畫在芝加哥一個治安不大好的地區，社經地位也比較被人輕視的社區。同樣地，她在那裡做了一些裝置跟展覽的規劃。在這些展覽計畫的作品裡，其中一件特別打動我。那是有兩位藝術家，自己沒有做作品，而是跟一位中學老師合作，帶領學生，教導他們怎麼使用錄影機。那是在1993年時，也就是25年前，當時攝影機不像現在大家人手一只手機就可以拍攝。所以他們教學生如何去使用這個技術，然後鼓勵學生進到社區裡去做訪問。這個社區裡有所謂的幫派份子，和非幫派份子，彼此互不往來。他們鼓勵學生盡量在社區裡找想要做的題材，於是學生們進到社區裡就去訪問那些幫派份子，也有學生訪問其它的居民，邀請他們在鏡頭前，說出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他們怎麼看待自己，他們怎麼看待社區，怎麼看待社區裡面，那些跟他不一樣的人？所以有人訪問了幫派份子，有人訪問了從來不跟幫派份子往來的人，最後經過藝術家的協助，整理出來，成為一些錄影作品，選了一個星期天在社區內做展出。因為這個計畫的展覽並沒有得到補助，於是他們想了一個方法，去挨家挨戶拜訪，跟居民說：「我可不可以借用你的電視機和播放器一天？」然後，「可不可以請你把電視機搬到門庭前的小陽台上？」因為在美國的一些社區內，住宅前面都有一些小陽台。然後，「可不可以借用你家的電一天？」於是就這樣開展了，播放學生的錄影作品。它讓我非常佩服的地方，就是在沒有經費的狀態下，他們去尋求社區的協助，讓社區捐助一天的電費，來完成這個展覽。也因為每家每戶門前展示著這些學生的作品，觀眾可以沿著兩排房子相對所形成的中間巷道參觀作品，就彷彿在美術館裡觀展，他們把這稱為「一日美術館」(One
Day Museum)。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部份，就是在這個社區裡，原來彼此互不往來、各自過日子的兩方，在那一天出來看作品時，透過作品，看到別人，也才了解到原來他是這麼看自己，這麼看社區，這麼看我們的，也就是別人是怎麼看我們的，我自己又是怎麼看自己的，透過這些錄影作品，社區裡開始有了一些互相的認識和了解。我覺得這也是這個計畫非常成功的地方。這是我那一次在她的演講裡，因為協助口譯而收獲豐富的兩個案例，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這是其中幾個畫面，就是把電視機放在窗戶前面，還有一張照片，當時Mary
Jane有放，但是我沒有找到，只留著電視機放在門前小陽台的印象。這幾張照片是後來在網路上搜尋到的。
第二位對我影響非常深遠的藝術家是Mel
Chin。他是華裔美國藝術家，本身背景是雕塑。但是他做了一個計畫，非常有趣，叫做《再生田野》(Revival
Field)，從1991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這件作品被很多環境藝術家視為是一個經典。他和一位科學家合作，在美國一處土地已經被重金屬污染的工業廢棄物掩埋場進行計畫。他希望透過生態的方式，讓土地重新恢復健康。於是他先用工業圍籬把這裡圍起來，做了一些設計，植物該怎麼種，讓植物在生長的時候，從土壤裡把有毒的重金屬吸收上來，貯存在植物本身，然後到一定程度時，再把植物收割下來，收集後送到實驗室，由那位合作的科學家把植物焚燒後，提煉出重金屬。不斷地反覆在這個掩埋場「種植／收割」，也不斷地把重金屬污染物從土地裡再吸取出來。原本這個(清除有毒污染物)過程也可以用工程手法達到，但工程費用很昂貴，他則利用了生態的方式，以植物來達成(恢復土壤健康的)計畫。
這樣的一個計畫在當時美國也引發很多爭議。當Mel
Chin去申請美國國家藝術贊助基金會(NEA)的補助時，被拒絕了。基金會說，你這個不是藝術。Mel
Chin說，「我這個是藝術，這是雕塑。」他利用了雕塑的觀念，但雕塑的對象是生態，sculpt
the
ecology。他以雕塑的觀念，進行了生態的行動。後來他還是有得到補助。科學家也繼續和他合作，他們被邀請到歐洲其它地方，例如德國，去進行類似的生態計畫。我覺得這是一個藝術家雖然跳出了傳統範圍，但他還是在運用雕塑的觀念，所以其實還是一個藝術的計畫，被應用到生態上面，去做促進環境健康這樣的一件事。這對我來說，也是一位非常精采的藝術家，我非常的佩服。當然我不見得能做跟他同樣的事情，我也不一定要去copy他的計畫，但他會給我一些靈感，一些啟發。也許我們可以從什麼樣的角度進入到環境中，怎麼去做到對環境、對生態更有幫助的事？
接下來這位大家都認識，是我們的策展人Jane。我要介紹的，其實是她昨天已提到過的一件作品。我因為事前不知道，也把它放進來。這件作品就是她昨天所說的《Blue
River》，我在網路上找到這件作品資料的時候，也還不認識Jane。當我看到她的作品時，我也覺得非常佩服，作品可以這麼的巧妙，可以把手工紙的製作結合植物的種子，讓它轉化，變成地景，讓它成為一條開著藍色花海的小河，實在是太巧妙了。在還不認識她之前，先認識了她的作品，覺得實在太棒了。不過非常可惜地，我們都很惋息的是，公園處的人並不知道這是一件作品，把它當野草割掉了。這個計畫雖然最後沒有完成，但仍然對我留下一定的影響力。正如一開始我所提的，有幾位藝術家的作為，確實影響到我對於環境、藝術的看法和思考創作的方向。
還有其它的藝術家對我的影響，我把它放到第二個部份：安身在環境
─ 回到環境的現場，深度聆聽與觀察。
這三位藝術家也是對我影響非常大的人：左邊圖片中可以看到Helen
& Newton
Harrison夫婦，他們是非常早在美國，大約1960年代左右，就開始做生態藝術，我們有時候會稱他們為生態藝術的祖師爺。Helen最近剛過世，大概90歲的樣子。右邊這位是英國藝術家David
Haley。他們三位其實是好朋友，也共同合作一個計畫，在英國，叫做《溫室英國》，一個非常大型的計畫。我在這裡就不介紹內容，因為會花掉非常多時間。我比較想要提出來的是，身為生態藝術的藝術家，他們在發展創作的時候，所做的事情是什麼？或許這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和方法。
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這裡有多大？How
big is here?
這是Harrison夫婦所提出來的問題。David
Haley告訴我說，這也是Harrison夫婦在跟他一開始見面，要去做《溫室英國》計畫時，丟給他的第一個作業。
第二個問題是：How
long is now? 現在是多久？
也許有人會問說：這到底是什麼意思？here跟now，這兩個代名詞其實是會隨著每個人的解釋而不同，也隨著每個人所處的環境而不同。所以在這裡，How
big is here? 和How
long is now?
其實它形構的是一個時空的框架，換句話說，在走入環境的時候，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可能不是「我要做什麼？」，而是去問這個環境，去看這個環境，去問自己這兩個問題。
接下來要問的是：Who
is here now? 現在，誰在這裡？What
is the story of this place? 這個地方的故事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的發展下來就變得有趣了，也就是說，接下來要問的，是這個環境裡面，誰在這裡？有人嗎？有其它的生物嗎？然後，這整個形構了一個屬於這個地方的故事。這個故事要怎麼發展？這些都是提供人去思考的很好的問題。
當然你還可以再問更多的問題：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什麼是最重要的議題？How
can global warming help us? 這個是我從《溫室英國》和《與蚵對話》，也就是在嘉義布袋所舉行的論壇，David
Haley所提出的問題中摘錄出來的。(在論壇中)我們談到了關於全球暖化這件事情。當談到全球暖化，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負面的，可是在生態藝術家來說，他會試圖從一個現有的狀態底下去思考，找到一個也許比較正向、積極的方向：它可以怎樣來協助我們？
還有就是：How
many futures are there? 有多少未來呢？我們難道只有一個未來嗎？還是我們有很多種未來？大家怎麼去選擇未來？How
may art contribute? 最後問說：藝術可以有什麼貢獻？
我在這裡先分享自己一個小小體會。這是寶藏巖的斷面，我現在正在那裡駐村。駐村的時間是6個月。在一開始的時候，前面3個月非常忙碌，有很多企劃、報告書要寫，然後有很多朋友聽說了我的駐村，也開心來相聚，所以前3個月社交生活很豐富。我忙得沒有時間去其它地方走走，大部份時候是在聚落裡面跑上跑下，當時我的環境只有一個聚落。3個月結束之後，有個小空檔，第二季的國際藝術家還沒來，我還不需要準備第二季的展覽計畫，所以有空可以走出去，我想去探索一下(聚落)外面的環境。
這是寶藏巖旁邊一條高架快速道路，再走過去就是新店溪。這是從高架道路下面往回看寶藏巖。高架橋的下面有自行車道，所以我就試著從這邊走，因為蠻好奇那邊是什麼？聽說那裡有水岸咖啡還是餐廳、酒吧之類的，我從來沒去過。外國藝術家都去過了，我都還不知道，所以決定去探索。一走過去，果然，晚上的時候非常熱鬧，而且很多外國朋友在那邊喝啤酒，然後聊天，我這個在地人竟然都不知道。
我繼續走，來到新店溪畔，第一天我就發現，水岸邊停了很多蒼鷺，真是開心。但是我也很懷疑和好奇，因為(時序已經來到)四月了，蒼鷺是候鳥，難道牠們不北返嗎？還是這些是亞成鳥，牠們沒有繁殖壓力，想要繼續留在台灣玩耍？我當然沒辦法直接去問鳥，牠不會回答我，而是要靠觀察。後來我幾乎每天都去散步，在河邊走一走，看一看。這是其中幾天我拍下來的景象。
有一天，我發現，河面上鳥都不見了。蒼鷺不見了，小白鷺不見了，夜鷺也不見了。這是怎麼回事？如果說蒼鷺已經北返，那小白鷺和夜鷺是留鳥，為什麼牠們也不見了？然後我發現，蒼鷺站的那些石頭也不見了。是怎樣？原來我記得河裡有很多石頭，像是工程所留下的，被丟棄在那裡的石頭，也不見了。是誰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把石頭都運走了
？那是要做什麼的？我腦袋裡充滿許多問號。
可是後來有一天，我再去看的時候，發現石頭露出來了，並沒有被搬走，也沒有誰去偷走石頭，而是水位降低了。原來我之前看到鳥都不見的狀態是因為水位很高，淹沒了所有的石頭，鳥沒有地方站。涉禽的腳長只能容忍大概30公分的水深，再深的話，牠們沒有辦法站在水裡覓食。我也發現，水位很低的時候，石頭露出來了，還有很多魚在水面上跳。這樣的水位高低突然啟發了我一些靈感，莫非這是漲潮和退潮？但是我是在一條河流上看到漲潮、退潮的情形，而且是靜態的印象，因為我並沒有看到它的動態過程。後來陸續的觀察，沒錯，水位確實時常有高低變化。如果說是因下雨山裡出來的水流(造成)水位高，我可以理解，但是那幾天都是大晴天，為什麼還是會有這樣的水位高低變化？我突然想到，莫非這是感潮？於是我去查了資料，水利署的電子報資料上說：淡水河是全台灣唯一受到潮汐所影響的河川。
這張地圖可以讓我們看到，淡水河的全河段感潮，因為我們真正稱它為淡水河的那一段還蠻短的。至於它的三大支流中，基隆河的感潮帶可以一直到汐止，所以汐止古名叫做水返腳，水到了這裡就退回去了。大漢溪的感潮可以到浮洲橋一帶。我所在的新店溪呢，它的感潮居然可以到新店秀朗橋下，換句話說，我在新店溪畔的寶藏巖旁那一段，確實是感潮的。果然後來我再去觀察，有的時候水往下流，但是有的時候水似乎是往上流的，水居然會逆流而上，然後魚呢，也會逆流而上，一直飛躍出來。我第一次觀察到，以前我們只知道鮭魚會迴遊，但台灣沒有鮭魚啊，可是淡水河居然也會有魚往上游跳，這是怎麼回事？我再去查資料，烏魚和香魚這些都是迴游的魚種，所以在新店溪，不同季節是有魚會往上游走的，會迴游的，只是每一種魚的時間季節不一樣，要再進一步細察。
這段時間的觀察給我一個很深的體會。我發現，在那個剎那，在那段時刻，我感覺到自己感受到河流的生命，它的漲、退潮跟水位所帶出來的，似乎就是河流的呼吸。在那個河流的呼吸裡面，有魚、有鳥。魚和鳥，也跟著水一起在連動，那整個就是河流的生命。我突然有一種非常喜悅的感覺，覺得：啊！我感受到河流的生命！在那一剎那，我覺得這實在是太棒的一件體會！也因為有這樣的觀察，引起我的好奇和疑惑，我繼續去追究，當找到答案的時候，那個答案對我來說，是更深刻的，它和我的身體感官連結在一起。今天如果我從地理課本上學到這些東西，我保證馬上忘掉，可是因為透過我的觀察，透過我在現場細微的體會，變成非常深刻的體悟。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經驗，提供出來，就是我們進入到環境的時候，可以有一個什麼樣的角度或態度。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這位藝術家John
Jordan。他是一位法國藝術家，但在英國從事藝術活動很久了。他比較是以街頭運動的方式去進行環境藝術的行動，創作內容非常豐富，我在這裡也跳過，只想提一個《祕密起義小丑反抗軍》。你們可以看到圖上這些裝扮非常有趣的小丑們，他們是一些民眾，在藝術家的組織之下，去進行一些示威抗議的活動。但這些示威抗議並不像我們一般所認知那麼悲情，而是用一種趣味的方式。所以他們可能會跟警察做一些對抗，但這些對抗是一種遊戲的方式。
比較特別的，我想要在這裡提的跟環境相關的是，我們在環境中所觀察到的一些現象，他運用了這些現象和方法，來做為藝術行動的組織方式。這些小丑並不是穿上彩衣，戴上紅鼻子，然後就可以把他推出去，告訴他說；「好，你去做什麼。」事實上是需要培訓的。培訓內容裡有一件事非常有趣，也就是說，一般在關於組織方面，我們通常是階層式的，由上而下的，可是John
Jordan這位藝術家在組織小丑反抗軍的時候，他讓他們的組織是水平式的，也就是說，領袖不是永遠都是同一個。他是利用不斷變換領袖的方式，來作為他們行動的基礎。這有一個名詞叫「fishing」，是一種集體式的行動方式，他把它叫做「集體編舞」(collective
choreography)。這種水平式的社會組織及移動模式，就有點像生物界裡面，比如說魚群的行動。你看一群魚在游的時候，牠們會不會有一個固定的領袖？沒有。牠們會隨著行動的方向而改變領頭的魚或鳥。他在跟我談的時候，舉的例子是鳥。後來我果然自己也觀察到。我在高雄的鳳山水庫看鸕鶿。鳳山水庫有非常多的鸕鶿(棲息)，大概有幾千隻。鸕鶿會去海邊覓食，傍晚時分從高屏溪口回來鳳山水庫的樹林裡過夜。在牠們回來夜棲的那個時刻，我們觀察到鸕鶿(一批批)飛回來的狀態。因為數量龐大，飛回來的時候呈「一」字形或「人」字形。中間的那一隻是帶頭，牠會飛稍微前面一點，所以牠算是這一排或這一群的領袖，帶領著鳥群飛的方向。可是高屏溪口和鳳山水庫之間是林園工業區，當時有工廠的黑煙冒出來，煙非常大，是不健康的，所以我那時也很擔心鳥在飛的時候，這麼用力呼吸，會不會讓肺受傷。剛開始的幾群飛回來的時候，確實就直接穿過煙霧飛回來，讓我很替牠們的健康擔心。可是後面的鸕鶿學聰明了，牠們到了煙霧的前面，自動分成兩批，重新整隊，避開煙霧。左邊一批有一個新領袖產生，右邊一批也有一個新領袖產生，自動做了領袖的變換。所以無論鳥在飛行或魚在游，牠們以團體行動的時候，是根據當時的狀態，隨時去改變領袖的角色。當往前走的時候，最前面的那一個就是領袖，大家跟著牠走，可是一旦領袖轉了個90度的彎，往右邊過去了，最靠右邊那隻變成領袖，原來的領袖就變成其中一個側翼。所以牠們是靠著這樣的方式在一個環境或空間裡行動。
再來我想介紹在布袋的一個朋友。她是生態環境紀錄片工作者，邱彩綢。剛剛講到關於鳥的飛行，水平的組織和領袖的狀態。這位朋友是布袋人，本來也是在外縣市工作，後來決定回家鄉。因她學會紀錄片拍攝，就決定留在家鄉，做家鄉環境變遷的紀錄。她做了非常多的環境觀察紀錄。因剛剛提到關於鳥的事情，想給大家看一小段她做的影片。但是在播放影片之前，我想先說明一下這段影片的由來，是因為我們在鹽田濕地看到非常多的鳥，可是在小英政府上台後，因為要推動2025非核家園政策，結果生態豐富的鹽田濕地被政府選為太陽光電設置區。鹽田因為已經廢曬，沒有人用了，所以它是廢棄的，架設太陽光電板還可以發電，有綠能，還可以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但是在辦公室裡的人不知道那裡的鳥類生態有多豐富，所以我的朋友就把她所拍攝的鳥集結成一小段影片，再邀請立委和中央部會的官員到現場勘察的時候，做簡報，播放給他們看。因為在現場如果待的時間很短暫，你所看到的也只是很片斷的東西。她把不同時間還有不同地點拍攝下來的鳥況，集結成這樣一部影片，也提供大家看一下。
(影片)
影片上字幕所寫的數字，如5-1或5-2，都是指在不同的點。
剛剛看到最後一幕，是有大群的鳥在飛來飛去，不知有沒有人想過，牠們都沒有交通事故喔？不會撞到？
本來還有另外一支影片，不過因為今天時間不是很充裕，所以就不放了。這支影片是《發現浮鷗在鹽田夜棲》，其實大概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支影片的最後一段。這支影片比較短，大概2分多鐘，紀錄了黑腹浮鷗的夜棲(行為)，就是降落地面之前，巡飛的狀態。不過這支影片上面，她貼上了一句話，叫做「一個問了八年的問題終於發現」。我好奇地問她為什麼在影片上貼了這句話，是什麼問題妳問了八年？然後妳發現了什麼？她給了我答案。
她說：「每年來台灣的黑腹浮鷗數量都很大群，來到台灣之後牠們在島內也有遷移的情形，會先在較南邊的高雄，之後再慢慢往台南井仔腳，最後來到布袋。」之前井仔腳曾經是觀賞黑腹浮鷗的一個重要景點。後來有幾次我們再去，那裡的餐廳老闆說，太多人去參觀，有些人還放鞭炮驚嚇鳥群，所以鳥群的狀態並不穩定。鳥群也是會隨著環境的變動而改變牠們的狀態。當時，她在八年前心裡想的是，布袋鹽田已經廢曬了，變成是一個沒有人去曬鹽的地方。鹽田本身有特殊的結構，水是比較淺的，適合一些鳥群來棲息。她想，這裡有這麼廣大的鹽田淺水域很適合牠們夜間棲息，會不會來呢？照理說，應該會來。因為我們用一個知識系統去思考的話，理論上應該會來。可是並沒有馬上來。她在開始想這個問題之後，提問之後便一直長期觀察，直到2016年也就是八年後，才首次發現牠們大量的停棲在鹽田，之後的2017年和2018年都有看到鳥在鹽田棲息。換句話說，作為一個關心環境的藝術家也好，紀錄片工作者也好，其實都需要投注很長的時間，去深入的觀察，深入的去聆聽，那個土地到底在說什麼？
她提出這一個問題之後，我又問了她一個問題，因為我一開始不是很了解這群鳥是不是就是她原來告訴我的另外一個問題的那群鳥。另外那群鳥是紅嘴鷗，牠們會在廢曬鹽田裡大量集結。她問了另外一個問題：曬鹽期間會有鳥嗎？因為我們觀察到的鳥大量集結，都是在鹽田廢曬之後，成為生態濕地的時候，鳥都來了。在曬鹽時期，因為有人的操作，鳥有沒有來呢？鳥也會來利用這個地方嗎？這個答案，在我去年出版的書裡後記中提到，她後來去找到一位在當地出生長大的村長，這位村長也是漁民，他告訴紀錄片工作者說，他小的時候，家鄉前面就是海灘，經常可以看到大量的海鳥，就是紅嘴鷗的集結，可是後來因為填海造陸，海灘的土都挖去做了東石農場，以及海港。於是那片海灘不見了，鳥當然就沒地方可以去了。剛好那時鹽田廢曬，廢曬的鹽田結構剛好適合鳥去利用，所以這群紅嘴鷗就遷移到鹽田裡去了。這個答案也相當震撼，為什麼？因為我們發現，紅嘴鷗的棲息地原來是在潮間帶，可是台灣的潮間帶不斷消失，以致鳥必須向內陸遷移，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們的海岸可能逐漸在流失，鳥群會出現在廢曬鹽田裡面，表面上看起來是個生態豐富的地方，但它不是一直都是這個樣子的，也不是本來就有這麼多的鳥，是這些鳥的棲地受到影響而產生棲地偏移的現象。換句話說，這些鳥是在幫我們發出警訊，我們要去關注環境被破壞、國土流失這樣的事情。
我很快地進入第三個部份：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
─ 以生態為中心，而非以自我為中心的行動
我的書，書名叫《對話之後：一個生態藝術行動的探索》，吳瑪悧
老師為這本書所寫的序中，有一段話，我非常認同。我們是在談嘉義布袋的環境藝術行動，她提到說：「受邀的生態藝術專家在意的是具修復性的環境藝術，而不是僅著眼於視覺符號的創造。尤其所謂的生態，更是指關係的創造：與環境的關係，與社群的關係。」
她所提的是David
Haley在布袋一個論壇裡所提出的計畫，《與蚵對話：協力的藝術》(A
Dialogue woth Oysters: the art of facilitation)。David
Haley認為，藝術家可以扮演一個協力的角色。(這部份)我很快地帶過去，就不詳細進入內容。在他的計畫裡，問了一些問題，當然包括前面所說的那些，就是「這裡有多大？」「現在是多久？」等等，然後他問了跟布袋鹽田和論壇相關的另外兩個問題：「有人去問過鹽田的意見嗎？」「有人有聽到蚵仔的問題嗎？」。這兩個問題把它放在一起成為一組之後，很有趣。你看動詞：ask和listen，剛好組成的就是「對話」。David
Haley有句話說：「對話未必產生新的知識，但是可以改變我們思考的方式。」「對話…建構了一種和相關人物及其它生命形式之間的特別關係，既非辯證式的對立辯論，也非菁英式的專家指導，或是具有階層的論述。它是一種可和許多生命交會，並在彼此交集過程中找到意義的方法。」某種程度上也像我們現在這樣，我們互相的交流。不過，他提出來
：「在此對話中，蚵仔也包含在內，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此一來引發了一個疑問，也就是『非人類』或『人類以外』的生命的權利，是否也應納入考慮。」除了人之外，在這環境中還有那麼多其它的生物，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把這些生物的權利，生命的權利，納進來思考？把人類以外的，非人類的生物也納入思考，其實它就是對全系統的一個連結性和彼此關係的掌握。前面我們提到Helen
& Newton Harrison這對藝術家夫婦，藝術史家Arlene
Raven提到說：「哈里森夫婦的作品源自於他們的美學、而從美學中產生想要修復實體環境與居住其中的實體人類之關係的念頭。」所以他們只做「可以裨益生態系統的作品」。
談到修復，如何行動？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在英國的時候，我去拜訪了一位藝術家，她是做工藝的，她倡議了一個組織，叫做「永續製造者」(Sustainable
Makers)。這是我去的時候，她的工作室所在地點。她做陶瓷，也有一些玻璃創作。她所倡議的永續製造者，是邀集了來自不同領域工藝的藝術家，相聚一堂，討論如何以在地製造的方式，支持環境永續的理念。這兩位應用藝術的工藝家發起這項計畫，希望能在英國Totnes這個地區，一起來商討，怎麼樣讓自己的創作過程，更符合環境永續的目標，包括原料的取得、製造，作品輸送時所要使用的能源，以及成立一個永續工藝中心，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去實踐。
她們所提倡的永續製造者這個組織，在當地算是蠻成功的一個經驗。我自己為它歸納一下，覺得她們的成功經驗可能來自於兩個方向，一個是目標族群的鎖定，也就是說，她是專業工藝創作者，然後她跟相關的材料供應商本身可以形成一個工藝創作的次生態系，這個次生態系如果在當地就可以組成，透過社區和在地網絡來完成，它就是一個永續的藝術生態系統。那創作者在這個系統當中，也構成其中一環，幫助這個系統的互相連結。
第二點是人跟人的社會關係。這位藝術家說在一開始的時候，她其實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去認識所有工藝創作者。換句話說，那個生態系統雖然存在，可是需要有人去發動，如果沒有人發動，它永遠會是一個停滯的狀態。所以人在這裡面又扮演了啟動的角色，也就是所謂的leadership，領導能力。前面也提過，不管是鳥群或魚群，牠們的領導角色一直在不斷變換，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這樣的一個領導，每個人都可以在這樣的一個系統當中，去成為那個發動者。
這張(圖片)大家都很熟悉了。這是在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成龍濕地。成龍濕地的國際環境藝術節，我每年都來，每年都來看作品，也對它的發展感到好奇和興趣，想要知道它接下來會是什麼樣子。去年在台北市北美館有一個藝術進入社區的計畫，我們帶著社區的藝術團隊來成龍濕地拜訪。當時QQ湄幫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導覽，最後有個小小的座談分享會。田日蒸先生剛好在最後的時候進來了，我們非常開心地說，「喔，你是居民，你是居民代表，請你給我們一些心得分享好嗎？」當然他講了一些內容，其實我不太記得，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說：「以前老人家不願走進濕地，因為那是他們的創傷，是藝術節這樣連續幾年舉辦下來之後，他們終於覺得，願意走進濕地了。」我聽了非常感動。我一直在想創傷這件事。我也回想到，我是第二屆的(參與藝術家)，那時我們的作品要進入濕地，那也是第一次有作品要進入濕地。進入濕地對藝術家和志工來說，都是很陌生的，而且好像代表著危險，因為我們不諳水性，也不知道水裡面到底藏了什麼東西。是非常多的志工、村民一起幫忙，然後可以把作品安置在(濕地)裡面。
像這一張是祕魯藝術家Karen的作品，要進入到擺放位置時，動員了這麼多人來幫忙。穿著藍色衣服這位阿伯，到場之後，也要下去幫忙。他來不及換青蛙裝，直接長褲一脫，穿著內褲就下水去了。那是讓我非常非常感動的事。然後這是我的作品要進入水裡。志工們，還有其它的藝術家都一齊來幫忙。那種群體的、協力的合作精神，非常動人。
這是作品拖到位置之後，要定位和固定的時候。這裡有四個人，已經到了水中央，水蠻深，到他們大腿根部的地方。這一位就是剛剛那位阿伯，這是村長，他當時穿著好看的唐裝來了，發現要下水幫忙，二話不說，青蛙裝套著就下去了，讓我覺得，哇！村長怎麼就這樣下去了？也不顧他身上那好看的唐裝，就下水去幫忙了。然後我要介紹第三位，這是郭子舅，就是理事長的小舅子，他是幫忙到最後，在夕陽西下的時候，還在那邊幫我做最後的定錨。這位是志工，他其實是祕魯藝術家Karen的志工，但是當時似乎也只有他是最勇猛的男生，他連青蛙裝都沒換，直接牛仔褲就下去了，上來的時候身上還圍著一圈泥。就是這幾位勇士幫助我把作品完成，所以我在想，那個時候，村民們願意下水，是不是和田先生所說的，願意克服創傷，願意走入濕地這件事情有關呢？我不知道，可是我認為，後來又有很多藝術冢的作品進去，就像他所說，每一年每一年藝術節不斷的舉辦，我相信這個修復創傷的力量，其實是來自於每一位藝術家，每件作品，每一年參與的志工，參與的工作人員，還有所有參與的居民。它不是任何某一個人英雄的行為可以導致的，而是我們集體的力量，是這樣集體的力量，幫助村民去修復他們的創傷。土地沒有創傷。一開始我在想土地創傷這件事，後來覺得土地沒有創傷，創傷是在人心裡面的，所以透過這樣一個藝術的作為，然後我們可以去修復那個創傷，修復人跟土地的關係。
最後我想用這樣的一段話來跟大家分享，所謂的深層與淺層，這也是在我另外一本書中有提到的：
「深生態學」的觀點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之一是「人類中心主義」，(因)它無法瞭解生態系的重要性，只在乎生態系提供我們什麼，我們想要什麼，從生態系裡面去奪取。…
把人類的價值與利益視為至高無上，以「工具主義」的方式來對待自然物，而「工具主義」的本質就是一種「淺生態學」。如果把這個邏輯推到極端，……
一切的設計只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已。
「深生態學」則是要突破淺生態學這種認識的局限，對環境提出深層的問題並尋求深層的答案，以生態智慧追求一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
透過把焦點放在深度經驗、深度提問和深度投入上，來發展生態智慧。而這種種構成了一個互相連結的系統，每一個部份都影響和支持著另一個部份，整個系統被挪威哲學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叫做ecosophy，也就是不斷演變但又繼續存在、思考和行動的一種哲學，體現生態的智慧與和諧。
我在深度經驗、深度提問和深度投入這三個詞下面畫了一道橫線，也就是要回應我在第二個部份提到的「如何安身在環境」：回到環境的現場，深度聆聽與觀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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